当前位置: 主页 > 香港kjkj cc > 正文

中国“四不像”已不再濒危

来源:未知 时间:2019-03-13 13:30

  今年8月24日,将是中国麋鹿成功回归祖国20周年的纪念日,从麋鹿在中国的消失,到从英国乌邦寺引回至今,麋鹿这一特有物种已经在全世界繁衍成为具有4000头的大种群,其中国内数量已近2000头——来自位于大兴区的北京麋鹿苑博物馆副馆长郭耕和来自江苏大丰麋鹿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副主任丁玉华都表示,曾经处于濒危状态的麋鹿已经不再濒危,它的名字应该从世界濒危保护动物的红皮书中删除。为了纪念麋鹿回归20周年,近日记者对中国麋鹿归国后的生存状况进行了一番调查。

  1985年2月27日,由北京市政府、城乡建设环保部、中国动物学会等组成的麋鹿引进小组与乌邦寺的代表于北京自然博物馆签订了麋鹿引返中国的协议。同时在伦敦,乌邦寺主人塔维斯托克侯爵与中国驻英使馆代表也在协议书上签字。大兴和北京南郊农场为此慷慨提供土地900余亩。1985年5月,北京麋鹿苑开始兴建。

  1985年8月24日,一架满载着中英两国人民友谊的飞机,将22头麋鹿(当时把其中的2头给了上海,1986年又送来18头)从英国乌邦寺运抵北京,当晚运至南海子麋鹿苑,终于实现麋鹿百年回归的夙愿。

  “麋鹿还家”是中英外交关系的一段佳话,是国际自然保护人士合作拯救濒危物种的创举,是中国政府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成功实施重引入项目的范例。

  作为一个珍稀的物种,麋鹿在回到祖国后,得到了国人的呵护和重视,经过20年的精心繁育,如今在位于北京大兴区的麋鹿苑内现有130余头(因每年都曾向全国输送)。全国的麋鹿数字更是喜人:从当年在中国绝迹,经过保护发展到2004年全国的麋鹿数字为1419头,今年全国的麋鹿量已经达到或接近2000头,中国也是目前世界上拥有麋鹿数量最多的国家,而全球的麋鹿现存数量达4000头。

  虽然中国的麋鹿数量不少,但是它们和现在国外的麋鹿一样,均为20多年前英国乌邦寺拥有的18头麋鹿的后代。

  位于北京大兴的南海子麋鹿苑是元、明、清三代皇家苑囿,清末时期世界上最后一群麋鹿曾保存于此,当时尚不为科学界所知。

  1865年,法国传教士阿芒·大卫从科学的角度发现了麋鹿,并使其载入世界动物物种分类学名册——即哺乳纲、鹿亚科、麋鹿属中惟一的现生物种。至此,中国麋鹿被科学界发现已整满140周年。

  阿芒·大卫发现麋鹿之后,中国麋鹿被陆续运至欧洲。1900年,南海子皇家猎苑毁于战乱,麋鹿自此在中国本土绝迹。20世纪初,英国贝福特公爵收集了当时世界上仅存的18头麋鹿,从而使该物种得以拯救。1985年,在中国国家环保局、北京市政府和英国乌邦寺庄园主人塔维斯托克侯爵的共同努力下,麋鹿终于回归故里南海子,这一中国特有的物种终于结束了侨居海外的历史——当初被引回北京麋鹿苑的38头麋鹿已繁殖了近800头,麋鹿回归野外的工作也得以顺利实施。

  目前,中国麋鹿主要分布三大保护区内:北京大兴麋鹿苑、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江苏大丰麋鹿国家自然保护区。其中,北京麋鹿苑大约130余头;面积达2.3万亩的湖北石首麋鹿保护区内有648头;面积达117万亩的江苏大丰麋鹿保护区内有819头,这里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麋鹿保护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麋鹿种群,这里还建有世界唯一的麋鹿基因库。此外,江苏大丰麋鹿保护区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野生麋鹿种群,约52头麋鹿在这里被野化放归。

  另据北京麋鹿苑博物馆副馆长郭耕介绍,历史上麋鹿在中国的分布很广,只要有湿地,它们都能生存。从东北哈尔滨到海南岛都曾有分布,现在在黄河边的河南也有40余头麋鹿。如今,全国50多个地方都有麋鹿的身影(包括动物园)。大兴南海子历史上就是湿地,也是麋鹿的科学发现地,在这里繁育麋鹿,对保护和恢复湿地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大兴区几年来大力对麋鹿苑周边的环境进行治理,先后取缔了周边的沙坑、垃圾填埋场和一些养殖小区。今年,投资100多万元,改造周边道路,增设雨污排水管道,植树造林,加强周边的绿化美化工作,为麋鹿生存创造更好的环境。

  走在大兴的麋鹿保护区里,郭耕告诉记者:“这里共‘藏’有130多头麋鹿。它们在几百亩的草滩和湿地上自由自在地生活,如果仔细听的话,小鹿呼唤妈妈的声音,你能听得很清楚,娇滴滴的声音听起来很美。”

  目前,无论是北京麋鹿苑,还是江苏、湖北、河南乃至国外生活的麋鹿,都是当初在英国乌邦寺生活的18头麋鹿的后代。一个问题很自然地成为了人们关注的话题,即近亲繁殖问题:仅靠当初的18只繁殖,肯定不能排除近亲问题,也就是说18只的后代相互之间必然有着多多少少的血缘关系。

  对此,郭耕认为,关于麋鹿遗传的“瓶颈”已被突破,目前尚未发现麋鹿出现畸形等遗传问题。

  郭耕说,麋鹿属于湿地鹿种,大种群,一群麋鹿中仅有一个身体强壮的鹿王,鹿王负责交配这种传宗接代的大事,其他所有公鹿都是光棍,每年公鹿们都要与鹿王进行交战,胜者为王。这种竞争方式也增强或保持了麋鹿的优良品种基因。

  此外,动物的竞争分为种内竞争和种间竞争两种,麋鹿是具有这两种竞争机制的,也是它们能够保持大种群的有效机制。

  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副主任丁玉华则表示,目前关于麋鹿的近亲问题有两种意见,一是遗传基因已经走过瓶颈效应;第二种观点是:18只种鹿繁衍至今仅过了100多个年头,这一时间对于物种进化来说太短了,对基因漂移也短,因此一些近亲的问题并未表现,可能在200年至300年后会有所表现。

  丁玉华副主任比较赞同第二种观点,他表示,目前他们正在进行麋鹿有效种群的研究工作,最大限度地保持麋鹿遗传基因的多样性。单从肉眼来看,目前尚未发现麋鹿存在基因退化问题,但只要进行保护研究,就能有效抑制退化问题,使其产仔率得到保证。

  无论北京的郭耕,还是江苏的丁玉华都认为:麋鹿的濒危状况已经得到遏止,也就是说,中国麋鹿已不再处于濒危状况,丁玉华甚至希望把麋鹿从“濒危”名单中删除。

  此外,人工饲养麋鹿进行野化放归工作也取得了很大进展,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经成功地对麋鹿进行了放归,在保护区范围内的湿地水草间,52头麋鹿已不再被人类饲养,而是可以自主觅食、择偶、交配、繁殖后代,并且已经成功地繁殖出下一代。

  但是,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麋鹿,在人为意识强烈的保护状态下,在不能猎杀而且不具有天敌的情况下,是否会越来越多,最终泛滥成灾呢?丁玉华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就要考虑到麋鹿的发展和利用问题—应该合理地开发利用,比如将麋鹿进行人工饲养,这样既可帮助饲养户增加收入,也可扩大麋鹿的种群。同时,也可在旅游地区开发麋鹿的旅游价值,鹿角、鹿茸也是很好的副产品,可以制作成工艺品、纪念品及药材等。

  只有将麋鹿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合法的开发利用,才不会使其泛滥成灾;只有被全社会重视,才能使国宝麋鹿不会再遭第二次灭绝命运。

  麋鹿,俗称“四不像”,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鹿科动物。从春秋战国至元明清,古人对麋鹿的记述不绝于书,屈原、班固、许慎、杜甫、沈括、苏轼、陆游、李时珍、乾颅…曾提及麋鹿的古代名人不胜枚举,甚至传说姜子牙的坐骑、指鹿为马、逐鹿中原的典故皆与麋鹿有关。鹿这种动物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深,令人难以想像,它不仅是先人狩猎的对象,是宗教仪式中重要祭物,还作为生命力旺盛(鹿角年年落而复生)的标志和升官发财的象征(福禄寿喜)。全世界约有40多种鹿,惟麋鹿是一种集自然演化(与人类同步)、地理分布(中国湿地)、人文记载和曲折身世诸多离奇于一身的动物。

  1865年(清同治四年)秋季的一天,法国博物学家兼传教士阿芒·戴维一脸风尘地在北京南郊进行动植物考察,经过南苑皇家猎苑,戴维从苑外土岗上向内窥视,他双眼一亮,那是一群陌生的、可能是动物分类学上尚无记录的鹿,作为一个博物学家当然以发现新种为荣耀,强烈的好奇心和探求欲使他盘桓数月,不肯离去。他的惊骇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是全世界惟一幸存的一群麋鹿。无奈皇家禁地不允许外人进入,戴维更弄不到一只活的麋鹿,直到次年初,戴维才设法买通了守苑的军士,在一个深夜,猎苑的守卒秘密地以20两白银为代价将一对鹿骨鹿皮卖给了戴维。不久,法国驻大清代办亨利·狄白龙聂又设法弄到了一对,其中雄性死掉后也送给了戴维,戴维便于1866年4月将这3只麋鹿标本寄到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经过动物学家米勒·艾德华馆长的鉴定,这不仅为从未发现的新种,而且是鹿科动物中独立的一个属,当首次把麋鹿从科学角度公布于众,便轰动了西方各国。

  按照动物学界的惯例,应以“发现者”的名字命名这种鹿,从此麋鹿这种中国自古就声名卓著的动物便被称为了戴维鹿,至今其英文还是PereDavid'sDeer。戴维对于麋鹿的发现引起了欧洲各国的极大兴趣,从1866年至1876年的10年间,英、法、德、比等国的驻清公使及教会人士通过明索暗购各种手段,共从北京南苑弄去几十头麋鹿,饲养在动物园中。后来,日本国大臣对清朝出使的官员还提出:“南苑有四不像,日本向无此兽,本国君主极为倾慕,欲得之以扩眼界,恳请见赐一对。”清廷便通知内务府奉宸苑办理赠鹿事宜。可见清朝末年,麋鹿因戴维的缘故红极一时,从“养在深苑人未识”忽然“一举成名天下知”了。

  1894年,京南永定河泛滥,洪水冲垮了南苑的围墙,方圆210平方公里的皇家猎苑一片泽国,许多麋鹿逃散出去并成了饥民的果腹之物。1900年秋,八国联军趁清朝政府腐败、防务空虚一举攻入北京,北烧圆明园,南掠皇家猎苑,南海子麋鹿被西方列强劫杀一空,使中国特有的这种珍奇之物从此绝迹。据说,在某王府尚存一对,后转至“万牲园”,不久便死掉。举世公认,1900年,麋鹿在中国本土灭绝。无巧不成书的是,麋鹿的发现者阿芒·戴维也于1900年11月10日在巴黎溘然而逝。

  19世纪末,那些流落于异国他乡、被欧洲一些动物园圈养的麋鹿,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圈舍取代了湿地),种群规模逐渐缩小(离群索居)而纷纷死去,越养越少。

  这时出现了一位使麋鹿绝处逢生的人:英国十一世贝福特公爵、一位酷爱动物、特别喜爱鹿科动物的人士。1898年起,他出重金将原饲养在巴黎、柏林、科垄安特卫普等动物园的麋鹿,共计18头悉数买下,这成为地球上奄奄一息、香火仅存的唯一一群。

  从各处收集来的18头麋鹿都被放养在英国伦敦以北45英里、占地3000英亩的乌邦寺庄园内。这座庄园水草丰美,林木葱郁,芳野幽旷,曲径绕湖,是英王艾德华六世于1547年封给大臣约翰·罗素即后来的贝福特公爵的采邑,为英格兰地区七座对外开放的著名古典园林之一。除了麋鹿之外,还有中国河麂、黄麂、印度花鹿等,所有动物均自由散放。

  1914年,一战爆发时,已达88头,二战时已达255头。二战以前,乌邦寺的主人始终以“保有世界唯一麋鹿群”为荣而一头也不肯出让,但二战德军战火染指英伦,当时子承父业的小贝福特终于改变了主意,提出:“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危险的。”他惟恐这唯一的一群麋鹿再次毁于战火而遭后人的唾骂,便将乌邦寺内的麋鹿向国内外各大动物园转让了许多。

  到1983年底,全世界的麋鹿已达1320头,均为当初18头麋鹿的后代。遍及亚、欧、非、美、澳各洲,但惟独没有回到它们世代生息的故里:中国。虽然在1956年和1973年各有一对和两对麋鹿运至北京动物园,但因繁殖障碍和生境不适,与从前许多欧洲动物园一样,一直未能复壮种群。

  1984年3月,乌邦寺主人塔维斯托克侯爵委托英国牛津大学动物学家玛娅·博依德女士来华调查情况,选择回放地点。麋鹿曾在中国东部广泛分布,经过对北至辽河,南至苏北的麋鹿分布故地做了广泛的调查,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北京南海子作为皇家猎苑旧址,作为麋鹿模式标本的产地,作为麋鹿一度在华灭绝之地和依稀如旧的湖泊荒原,基本还保留有原来的自然地理风貌,无论从文化历史意义还是从自然生态角度考虑都是重引麋鹿的最佳地点。

  1985年2月27日,由北京市政府、城乡建设环保部、中国动物学会等组成的麋鹿引进小组与乌邦寺的代表于北京自然博物馆签订了麋鹿引返中国的协议。同时在伦敦,乌邦寺主人塔维斯托克侯爵与中国驻英使馆代表也在协议书上签字。大兴和北京南郊农场为此慷慨提供土地900余亩。1985年5月,北京麋鹿苑开始兴建。

  1985年8月24日,一架满载着中英两国人民友谊的飞机,将22头麋鹿(当时把其中的2头给了上海,1986年又送来18头)从英国乌邦寺运抵北京,当晚运至南海子麋鹿苑,终于实现麋鹿百年回归的夙愿。